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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季刊》創辦歷程及關于中國哲學發展

    發布時間:2018-01-06 09:01

      編者按:成中英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8年獲華盛頓大學哲學與邏輯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之后,長期執教于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成先生是享譽中外的英文《中國哲學季刊》(1973)的創立者和主編,也是“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等國際性學術組織的創立者與首倡者。作為海外儒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長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哲學,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貢獻。2017年5月18日,成中英先生第二次到訪《船山學刊》編輯部,并與編輯部成員開展座談交流,就《中國哲學季刊》創辦歷程及中國哲學發展的若干問題分享了自己深刻的見解。編輯部根據成先生在座談會所作報告的錄音整理成文,現隆重推出,以饗學林。


      我一直非常關心國內學術刊物的發展,《船山學刊》有一百年的辦刊歷史,是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的一本刊物,所以它應該會變得更好,在現在的刊物里面也有一定的歷史重要性。大家對《中國哲學季刊》有所了解的話,我很樂意把我創刊發展的經驗跟大家分享,然后看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引發大家的一些感受和思考,這是我今天想要講的主題!


      從根源上來講,《中國哲學季刊》是我自己對中國哲學的一個理解和它應該發展的一條路和一個實踐工程。我讀哲學,是因為我對中國人的宇宙觀、生命觀、知識觀、價值觀、文化生命、文化發展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我出生在1935年,一歲就隨父親從南京到重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才從重慶坐船回到南京。我父親當時在國民政府任職,同時也在重慶一個學校教書,因為他一直都在教書,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傳統知識分子氣質的學者。我們老家在湖北黃石陽新縣,父親是在民國初出生,所以受到一些傳統學問的影響。歷史上,成氏在陽新由來已久,在陽新縣有一個宗祠。就家譜來說的話,因為成姓推之于文王,所以在北魏時代,有重要一支,最早是封于成,在秦亂之后就回到南陽,南北朝時代開始往湖北陽新遷移。成氏祖先在陽新那邊也住了一千多年。我是后來才知道的,因為我不是在那里出生,而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當時就有一種對中國歷史悠久的感覺、中國文化的一種擔負的感覺。當然很重要的是,中國文化應該要發展,要繼承。


      另外一方面,在抗日的時候,我親身感受到日本侵華帶來的災難。我在重慶差不多將近十年。當時我住在鄉下,天天聽著日本飛機的轟炸,看著日本人肆虐,有一年,大概是1942年9月,“92”大轟炸把整個重慶市都燒了,一個防空洞被炸了,門封住了,兩千多人在這個防空洞里被活活悶死。從嘉陵江那邊看,重慶市的半邊天好幾個晚上都是紅的,所以當時有種感受就是,為什么中國人會受到外族的侵略,是我們自己沒有好好發展,所以我們應該去拯救國家,這有種民族精神的感覺在里面。那個時候,重慶很危險,國民政府發起“十萬青年十萬軍”活動,那些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包括知識分子都要從軍。我那時是小學生,站在重慶市山澗村(音)花龍橋(音)小學,看到一撥一撥的青年往貴陽方向走,非常激動??谷諔馉巹倮?,我們回到南京,國民政府也由重慶遷回南京,我父親當時在考試院當考試文員。所以在家庭背景方面,我是有些文化的優勢,小時候接觸比較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比較了解。


      1949年底,國民政府開始從大陸撤退,最后我跟我父親被帶到臺灣,我在臺灣進入高中,高中沒畢業就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那時我有一個宏愿,就是怎么樣把中國文化發展起來,讓中國人很自強,不受外族的欺侮。在臺灣讀大學時,受到方東美先生的啟發,另一方面還有我父親的影響。我父親成滌軒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尚書〉與古代政治》,另外一本就是《民族氣節論》。當時我看他寫的是,德意志民族能夠號召人民愛國,那么在那個時代,中國也應該群起,為民族文化,為中華人民、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來盡一份責任。所以我想傳統文化還是很重要的。我從小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易經》。因為我父親讀《易經》,所以有很多易學的書?!兑捉洝穼ξ覀冃纬捎钪嬗^很重要,在宇宙觀里面,我覺得中國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大學時我開始了解到西方文化,最主要就是接觸到西方的歷史和美學,然后就是進入到傳統哲學。我非常重視哲學的思考,所以大學畢業之后,我就考入到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讀研究生(破例以外專業畢業生考?。?。在研究所里面,進一步深入了解西方哲學。為什么西方強,為什么中國弱,我想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西方強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申請進入華盛頓大學(1956年),在那邊讀哲學課程(1958年獲華盛頓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我很重視西方的兩件事:一個是現代知識和方法的基礎是什么?所以我很重視西方哲學的邏輯結構,它的語言發展和應用。哲學是一套語言,也是一套思想方法,怎么通過語言認識真理,認識事物的真相,掌握問題所在,這是西方哲學的要點。我們了解西方,然后再把中國和西方比較,通過比較來看中國有什么樣的長處。從我已有的關于中國哲學的認識來看,中國的宇宙觀是宏觀的、整體的、具有強烈生命體的,對世界的認識、對生命的認識是直覺的,但是它需要一個分析的說明和解釋。要給它一個理念的、概念的內涵,使它的意義能夠明白彰顯出來,才能構成西方那種理性的、具有說服力的所謂文本或者一個思想傳播的方式。


      這也跟時代有關系。我們看到,西方是從工業革命以后,也許更早一點,回到希臘時代,這個觀念傳播就是通過分析的語言,論證的方式和細致的描述,甚至于一種批判,然后再加上重建,進入思想創化過程。所以我當時就想,中國哲學有這樣一種生命體驗的內涵,而且呈現出一個美好的景象、境界,但是這個不足以來讓別人了解,能夠發揮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這也是我當時考慮的問題,讓人家看到一個真理,能夠去接受,甚至于去實踐,真理就是首先產生了這樣一種中西差別,但是中西可以相互借鑒。我在美國讀書時就有了這樣一個認識。


      讀完碩士,華盛頓大學哲學系幾位知名的教授極力推薦我到哈佛大學。1958年我到哈佛大學深造(196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專門研究哲學,師從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W.O.蒯因。在哈佛時,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怎么在現代意義上發展中國哲學。這個目標在哈佛大學讀書時非常強烈,所以我在讀西方哲學時并沒有放棄中國哲學,在畢業論文完成之后,我還寫了一篇關于中國哲學的論述《當代中國哲學之發展:世界的意義》。我想,要把中國哲學用分析的、整合的方式來說明。我對戴東原的哲學做了研究,把《原善》這個文本翻譯成英文并加以注解。我做了這么一個實際的嘗試,就是如何通過分析的、概念的方式,把它潛在的意義用現在辯論的方式、說明的方式、明論的方式彰顯出來。后來出版了《戴震對善的研究:對〈原善〉的研究與翻譯》(火奴魯魯東西文化中心出版社1971年版)這本書,那是在我畢業論文出版的同時完成的研究。


      哈佛大學畢業后,我本來是要回到國立臺灣大學,因為他們要求我一定要回去幫忙建立哲學系,因為那個時代臺灣的哲學系從我在那里讀書開始,系主任就沒有變過,還是日據時代的系主任,哲學系的行政結構也都沒有改變,所以一定要我回去重建哲學系,我當時也答應了。但是夏威夷大學請我去工作,后來我想我還需要對西方哲學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就選擇去了夏威夷大學。1965年到1973年是我在夏威夷大學很重要的發展時期。我在夏威夷大學留下來之后,首先就是要讓中國哲學有一個現代的形式,給它一個現代的含義,給它一個概念化的內涵,給它一個可以論述的語言表達方式,對中國邏輯、對中國語言本身我做了以上這樣一種定義。其次就是開設中國哲學課程,我開設兩種課程:一種是現代西方哲學,一種就是傳統中國哲學。我講授中國哲學的課程,從儒學、道家到理學。后來我決定開設周易哲學、易經哲學,在哲學系教易經哲學,用一種哲學的方式教易經,就是從我那時候開始的。


      為什么要說這些呢?主要是說在我創立《中國哲學季刊》之前,我已經對哲學有比較深刻的把握,而且我了解西方哲學他們在做什么。我有一個比較的觀念,中國哲學怎么樣透過西方的文化來實現自己的發展。1965—1967年我代表哲學系參加美國哲學會,參會的有兩千多人,里面只有我一個中國人,我發表的文章也是西方哲學。我當時很有感觸,就是他們認為根本沒有“中國哲學”,等你提了中國哲學,漢學界認為中國哲學就是中國思想,中國思想就是中國思想史。而且除了我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書外,沒有第二個中國人在哲學系教過書,所以我特別覺得我有責任把中國哲學提起來,尤其我不太喜歡“中國沒有哲學,中國只有思想”這樣的提法,我說中國有的不只是思想,還有一種活的思維,而不是已經陳舊的思想痕跡。所以我從那時候起就決定要創辦《中國哲學季刊》。


      創辦這個期刊首要的問題是什么,目標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今后的資源能找到什么樣的編輯?這就需要資源整合:人的資源與財力資源。當然我一是有決心,二是初生牛犢不畏虎,覺得什么問題都能解決。所以首先要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確定是什么人來幫助我建立這個《中國哲學季刊》。我寫了創刊前言,說明我為什么要創刊,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有什么樣的時代意義,它有什么樣的目標,應該有什么樣的一種重要性。以這個為基礎,再來遴選編輯人才。但是那時沒有編輯,除了我一個人學哲學之外,沒有搞哲學的,20世紀70年代臺灣有幾位是搞中國思想史的,都在英文系、中文系,或者歷史系。所以我從《中國哲學通訊》開始,將刊物寄到有哲學系、有中國人的地方。當時還沒有電腦,我們用了膠印,1973年開始用油印。


      但是我覺得光有中國人還不夠,我還想要把西方人納入到這里面,怎么納入呢?就是要訓練西方人,教育西方人。1967年我參加了美國哲學會之后,我就在了解這些哲學家,哲學學者。我為什么不可以教育他們?當然不是說上課這種教育,而是跟他們談:“你知道這個中國哲學嗎?”我聽到一點,不是很了解,意思是說你們那是思想,沒有概念,中國只有精神叫什么,從概念講,也許聽過“道德”概念,但絕對不知道戴震,他們也許知道儒家或者老子,但也講不清楚。但是,從他們的問題切入,找一些很好的文章使他們能夠發生興趣。西方人的優點在于,他們的確在有些地方是專家,但是也很開放,有興趣學習。哈佛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的史華慈教授,我聽過他的中國思想史課程,有時候我就跟他探討。他研究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古代的東西還不是太了解,我說沒有關系,我跟你出一個題目,你來做,中國哲學最大一個特點,不是把思想劃定在某一個方面,而是把它展現成為一個整體。他很同意我這個說法。我邀請他參加我們這個編輯部,擔任編輯委員,還要寫篇文章,凡是編輯委員都要寫篇文章。他說寫什么?我說你就寫我這個題目,中國哲學導論(introduction)這樣一個思想體系,你知道什么叫導論(introduction),那你可以再去找一些中國哲學的翻譯本,還有一些中國經典文獻的翻譯本。


      中國的典籍翻譯本主要是漢學家在做,我那時候了解到,像《易經》是十九世紀末西方一個傳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在從事翻譯,他于1882年用英文翻譯出版了《易經》。他1843年以傳教士身份到達中國,在香港居住長達30多年,他與中國學者王韜合作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先后翻譯出《中國經典》(TheChineseClassics)五卷九種。他翻譯的《易經》收入該書第二卷。他雖是一個來華傳教士,但是他有神學的背景,翻譯出來的東西具有一種神學的意義。雖有中國人幫忙來解釋,但他自己也不是文學家,文字非常艱澀,是一種古老的英文文字?!兑捉洝吩诙兰o前二十年里面還有一個德國人衛禮賢(R.Wilhelm,1873—1930)翻譯的文本,他于1924年翻譯出版了《易經》,他用德文翻譯的,他也是傳教士,翻譯了中國的很多典籍。還有一個德國人弗蘭克(Frank,1863—1946),他1888年來華,在德國駐華使館從事翻譯,在中國待了很長時間,他的助理和學生回到德國翻譯了很多中國經典。我當時看了很多西方翻譯的中國經典典籍,最早是四書五經,更晚一些有唐詩宋詞,20世紀50年代開始有道教經典的翻譯,翻譯《論語》的后來也多起來了。理雅各翻譯的《論語》版本,可以看出和原文本不能完全契合,所以阿瑟·韋利在倫敦大學又翻譯了一個版本,并于1938年出版。同時也有其他人在翻譯《論語》,在20世紀60、70年代,論語逐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上發行。


      我在夏威夷大學把《易經》提到一個哲學高度,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就有十個版本翻譯出來,翻譯的解釋跟早期那個解釋就不一樣。這可以說是我對《易經》哲學的影響。那么也有人受到我影響,當初步談到中國哲學,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是《易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指導一些哲學教授來研究,給他們出題目,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發展。我們把中國哲學看成哲學,不是把它看成漢學,但是要寫這個中國哲學的時候,按照我的理念應該是發揮它的義理,它的哲學意味,它的哲學真理,包括宇宙真理、生命真理、知識真理。要發展這些東西,就要了解為什么中國哲學強調直覺。什么是直覺?直覺跟被直覺、經驗有什么樣的關系?所以我對那些西方哲學家提出這樣的哲學問題。因為我自己有了解,所以我能提醒他們怎么去發揮,他們就可以把他們的認識用在我的題目上。


      為了要把《中國哲學季刊》第一期發表出來,從1971年開始籌備建立編輯委員會。我從1965年開始做了幾年的基本教學,開展了很多討論課,從最早的先秦哲學,又挑出《易經》來專門研究,然后道家,再到宋明,然后再考慮到禪學,禪宗的哲學,再到近代。我看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我當時想要深入了解一下為什么中國有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就開了相關課程,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去聽。我對中國哲學有一個深入了解之后,就把西方一些具有思想高度的漢學者或者思想研究者資源聚集到一起。其中有一個就是李約瑟,他多次到中國,專門研究中國早期的科學發展,寫了一部書《中國科學技術史》,很有名。他后來寫中國語言哲學,涉及到很多資料,所以我在教中國哲學的時候,參考了他的書,他還有一個科學家的背景。后來我在牛津認識了他,他對我要辦的這個雜志非常支持,也成為刊物作者。就這樣,慢慢地我把整個西方對中國關心、具有思想能力,并且能夠真正去研究中國哲學的一些人才資源整合起來,成了早期的編輯委員會。這其中包括一些老一輩的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新的,可能對中國哲學不是很了解的哲學家,但他的工作是怎么了解這個概念,怎么分析,怎么掌握它的義理。這批人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在美國的導師也被影響了。這一批人主要分布在美國的一些重點大學,包括哈佛大學。我在開會的時候,會跟他們有一些交往,同時我自己也寫文章,他們知道我懂得西方哲學,所以交往得很好。我慢慢從那里面遴選出了一批人,因為他們有一個西方哲學的傳統,有方法論,你要給他一個中國哲學的基本導向,一個文本,一部典籍,同時你要給他一些基本理解,讓他了解到,中國的思維方式和中國要表達什么意念,中國的知識是什么,中國的價值是什么,中國對宇宙的認識是什么,一種變化的視角是什么,等等。尤其在哲學方面,你要讓他有一個深刻的認識。


      為了第一期期刊的出版,我要收集一年的文章,后來有很多人愿意寫,包括物理學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在第一期里,包括我自己也寫了關于禪學方面的問題,所以那時候基本上摸索了一年半到兩年,才把人的基礎打下來。因為這個人物的關系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固定的人物關系,他了解你,他支持你,他知道你的方向,所以這個要摸清楚。


      剛辦刊時沒有錢,都是通過我去開會,或者是利用訪談,多數是通過電話,那時候還沒有Email,比較艱苦,周期也比較長。同時也了解了歐洲的情況。法國巴黎大學有有一位女士研究中國的《算經》,她正好要找我寫一個《易經》跟《算經》關系的文章,所以我也趁這個機會,讓她寫一篇關于中國哲學的文章。因為西方哲學的研究者往往就關注一個點,其他都不熟悉,比如《淮南子》,他寫《淮南子》某一篇,《莊子》也是就某些基本章節做特別的研究。西方哲學的觀念就是很專注在某一個專題上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基于這一方面把它再擴大成為一個哲學的認識,再跟其他西方的哲學命題聯系起來,要借助它展開觀點,要讓它不陷入只是學術文本的研究,而是有一種思想的透視,能夠提出正確的命題,要鼓勵他們這樣去思想。所以,我當時就從事了這些工作。


      當然,這些工作對我也很有幫助,我慢慢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學術發展的信念,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有這樣一種信念,當然這也是必要,因為你把一種語言變成另外一種語言,它就會不一樣。從語言來講,中國語言是整體的、直覺的,但中國語言也應該分析地去看、去處理,所以中國現代語言為了溝通的需要,為了主張的需要,必須要變成一種分析的、概念的、論證的、有組織的語言。即使你有很深刻的見解,還是要通過具有邏輯性的論述來表達,而且還要尊重已有的成就,這就是學問,你不能說你什么都是從頭開始?,F在我們也鼓勵大陸學者。往往有些學者講個問題,把他自己當作唯一的起點,他不去探索一下,過去的學者在這些方面做了什么貢獻,你的目標是要超越他,所以你要批評他,你要提到他,他做的這個東西,提供了什么問題,所以我今天要寫這個文章,因為他這個問題很重要,他沒有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或者說的觀點還有問題,或者說他不錯,他有成果,有某種成就,那要說清楚他的成就在什么地方。一般中國人沒有這個習慣,一說就從他自己的說法說起,或者要求是自己的原文,他并沒有深入了解中國典籍的原文,他不知道這個原文有很多人已經讀過,都有看法的,所以你光是從自己出發,這樣的文字投稿我們不能用,就是因為你沒有進入到一個討論的傳統里面去。所以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都有一個討論的傳統。順便說一下,比如我們說的“船山學”,到底這里面有哪些主要的問題,作為主編,作為創辦人,如何通過學會或其他渠道,讓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到底有些什么樣的主題,我們要發行??彩沁@個道理,整合一些觀點,讓大家有一個整體的觀念,對前人做的東西有一個承認,才能夠讓大家來討論。


      有了前面這個基礎,到了1973年就需要找一個出版單位。我當時一直在考慮出版單位,但是在那個時代,沒有錢怎么辦?怎么出版?所以我拼命地想看看哪一個出版社愿意接受,一般的出版社不接受,至少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不接受。我們不知道到底讀者是誰,真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一切都是從無到有,一個草創的階段。我知道一家出版社,他們曾經出版過印度哲學的一些東西。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不一樣,大家很早就把印度哲學看成是哲學,叔本華就受到印度哲學的影響,因為他們翻譯印度的典籍更早,英國人統治印度也很早,他們就把印度吠陀時代那些文本都翻譯出來了。印度人是雅利安人,他們有一些思辨的東西、思路很清晰。中國的典籍尤其像《論語》,黑格爾說這只是一個格言集,匯編成的沒有組織的一種言語而已,不能算哲學。我覺得這當然是錯誤的看法,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挖掘語言背后那個活的思維。首先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活的東西并展現出來,要把它的前提、效果展現出來。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文本,要變成一個有頭有尾的論述,就需要通過自己的理解發揮它的義理。為什么叫義理?為什么《周易》很重要,因為《周易》它是用符號,顯現出來一個卦,顯現的象也不是全面的,它還有中國人所謂象里面數的問題,在一個宇宙論的背景下來認識它,然后同時發生的這種背景代表的意義是什么?知識論的意義,認知的意義和行為的意義,價值的意義是什么?所以為什么把《周易》當作很好的中國思想的范本,因為有這個符號體系。符號體系背后的前因后果的東西卻很少被重視。大家只就表面的文字下工夫是不夠的,為什么提出本體“詮釋”的概念,在這個方面我凝聚了一套方法論,提供給我們的作者。受到影響和啟發的西方哲學學者。包括最近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系一名教授,他現在要出版一本書,要我寫推薦,他就是受到我影響的一個人。我就舉這么一個例子,有好幾個人都是在這種影響下,自己變成了比較哲學家,有人干脆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哲學,然后他開始發布文稿,我請他在專題上面發表,那人搞的是德國哲學,最熟悉的是唯心主義,從康德到黑格爾階段,那么這個東西我也了解,所以我也提示他在這方面怎么跟中國的東西有一個結合,啟發了他一大堆思想論題,給他很多鼓勵。


      后來我想找一個支持者,找一個出版者,剛才說的這個出版印度哲學的出版社ReidelPublishing,我發現這個出版社是當時甚至現在都還是歐洲最大的出版社。我跟這家出版社的負責人在信里面提到《中國哲學季刊》的出版事宜,對方態度很謙和,他說你要出版這個東西我們沒有出版過,既然已經有了很好的論文,還有一個宏觀的計劃,又有這樣一個想法,他覺得非常好。他們愿意考慮出版,但是有個前提,他們發展讀者,要寄很多東西到別的地方去,所以現在要投入很多錢,但是這個都沒有關系,他負責發展。但是期刊出版之后,賠錢的話,他主張給我五年時間,這五年里面賠錢由我來負擔,賺錢就不跟我分。我說這個很好,沒有問題,我承擔了,我當時就說,我拿我自己一半的薪水來保證總可以吧!我算一下,至少生活上有一半的薪水可以投入支持這個雜志,所以對方對此很滿意,就同意了。


      《中國哲學季刊》的出版就開始進行。因為是季刊,出版就不能停,所以說一年四期是很費勁的,三個月一期,我還要教書,還要做研究,還要審理刊物,還有很多出版的事宜要管。所以這個期刊辦下來之后,開始肯定是賠本,因為它在發展中消費很大,但是我就用我自己的薪資來支持這個期刊,我說賠個十年吧!其實沒有到十年,應該說到第八年就開始有一種平衡。中間還有一個轉折,后來又遇到經濟危機。當時又賠錢了,賠得相當多。后來我就把《中國哲學季刊》從那個出版社拿回來,我說我不能再賠了。所以我就在夏威夷建立了一個出版社叫“對話出版社”,我自己印,自己出版。我自己試試看怎么把這個刊物出版。我那時已經有一批訂戶了,所以賠還是很值得的,中間平衡,平衡之后又需要再出版,所以之后十年是我自己出版。我自己建立一個出版社,然后把這個雜志拿到臺灣去印,跟當地公司簽訂一個合同,下面有幾個印刷公司來印,還有一個出版社來出,還要包裝。我沒有想到出版那么麻煩,還要有人來管訂戶,夏威夷大學幫了我很多忙,哲學系指定一個研究生和一個博士生來專門幫我。


      等到將近三十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時候,收支慢慢平衡了,所以這個過程付出是很大的。包括我夫人也參與在里面,幫忙處理稿件,還要審稿,后來審稿的過程從一個人變成兩個人,要求比較嚴,我們也加入到國際出版刊物委員會。工作是很辛苦,但是很奇怪,三十年以后英國最大的出版公司柯林斯的負責人,在開哲學會的時候突然找到我,他說你這個雜志貢獻很大,我們想看你是否愿意跟我們定個合約讓我們來出版,我們把所有出版工作承擔起來,你就專門做編輯。這個出版公司是一個百年老店,所以后來我就到牛津去參觀了他們公司,他們與牛津大學合作,專門出版哲學刊物和哲學書。他們非常慎重,很佩服我這樣一種精神,說“你是第一個看到中國哲學重大意義的人”,因為中國也在發展,尤其1995年中國的發展很快。后來我跟他們談判,最后商定這個雜志辦刊權屬于我,他們來支持出版。他們主要是靠收益來支持這個雜志。也有人給我們擴大雜志的編輯隊伍,所以這是很大的一個支持。這期間為什么能夠支撐二十年,這里要說一個重要的決定:就在1975年我創辦了國際中國哲學會,因為沒有人不行,沒有文章不行,所以我覺得隨著中國哲學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以前有人是用學會來支持一個雜志,我個人還沒有看到,我是以雜志來支持這個學會,早期花了大量時間。我自己搞哲學研究,因此在1975年,我開始發起國際中國哲學會,那時候陳榮捷老先生還在,包括方東美先生,還有安樂哲,在中國和美國,已經有一些研究中國哲學的哲學家出現,而且我出了那么多的期刊之后,很多學校也開始關注。


      這里還有一點,就是此前我已加入了美國哲學會。美國哲學會每年有三次會議,一次是在12月的東部,一次是3月的中部,或者是有一個西部哲學會議,我任命了一些學校的編輯,那時候編輯很多了,他們愿意提供支持,包括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還有美國的。請他們來參與、建立這個國際中國哲學學會。我們參加美國哲學會,同時開始建立國際中國哲學會。國際中國哲學會1975年正式成立,我當初定的一個管理方針就是:每兩年開一次國際會議,在不同地方開,讓那個地方受到中國哲學的影響。我一般參加的國際會議以大型為主,所以我也把自己定位成這樣。我做了八年的會長,然后把會長選舉變成國際性的選舉,當然有一個要求,任何做會長的必須要主持一次大型的國際哲學會,這個傳統沒有變過。我們從美國的東岸到紐約大學,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在多倫多大學開會是1985年,1984年湯一介先生剛好在那邊,我就認識了他。1975年到1985年十年期間,有很多大陸的學者要求參會,包括龐樸先生和方克立先生等,然后他們也邀請我回國開會。首先我邀請他們到德國慕尼黑大學開會,因為這個哲學雜志的關系,有很多人受到了影響,同時也改變了一些漢學家的態度。所以他們幫忙找了資金,找了各種基金會,我說你至少要提供20多名學者的來回機票,我要幫助大陸學者出國。所以那次會是很好的一次會,把中國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學者還有知名人物都請到慕尼黑去,那次會開得很成功。保爾教授,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漢學家,他自己跑來找我說他也在那邊開會。


      國際中國哲學會議慢慢形成了一股潮流。每次開會都有50篇甚至70篇文章,有一次開會甚至達到一百篇。在語言方面,我們是中英文通用,英文好用,把它用來作為雜志發展的一種助力,這也是我為什么能夠從第八期辦到第三十期的重要原因,有各種會議邀請我參加。各種哲學會、中國哲學會,還有亞洲哲學會,我都參加,都要提交文章,以文會友,通過這個會來帶動很多西方學者,讓他們來參與中國哲學的建構??镆呀洺霭媪?,就有一套說辭,有一套方法,基本的方法是分析的,當然有好的中文文章翻譯加以注解也接受。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世界性的審稿系統,現在雜志的編輯部很大,我是主要編輯者,下面有兩三個首席編輯,首席編輯下面還有助理編輯,還有兩個書評編輯。中國書評還建立不起來,因為中國沒有比較好的中英翻譯,英文制作很麻煩,我們很希望用英文來寫中國出版的書,當然我也有少量介紹過,比如成都的學者蔡方鹿先生的一本著作,我說你先把它用英文寫成一篇介紹,然后再找人寫書評。我倒是很想把這個弄出來,但是這個一直到現在還不能說做得很好??偟膩碚f,為什么刊物能夠維持那么久,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們參與到了一個創造性的哲學過程當中,通過學者的參加,因為每兩年改選一次,每個人都需要辦好他那一次的哲學會,把哲學會辦到全世界去。我剛才已經提到,我們的哲學會到過美國,從美國的紐約大學、加州大學、夏威夷大學,再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然后再到澳洲的昆士蘭大學,然后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然后到北歐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然后到韓國的首爾大學,差不多都涵蓋了,還有很多不是年會和國際會的會議,所以使《中國哲學季刊》每次都能有稿源。


      因為我們都是自己在出版,其實送得也很少,都是他們要買就買,不買就算了。后來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剛剛說的出版公司參與進來,我覺得他們的確很有誠意,他們也知道我們的發展方向和目標,所以從上個世紀一直到現在他們很愿意來全部出版,讓我完全做編輯,出版方面的事務就由他們全權負責。但是他有個要求,到最近才提出來的,他要我們出五期,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一個負擔,出四期已經壓力很大,因為要編輯,要書評,書評是全球的,書評審稿周期很長。所有的教授,都要上課,還要從事學術研究,所以一個書評稿的審稿,至少要超過半年以上才收得回來,兩個人往往拖一年,所以這個就很麻煩,比較慢。但是稿子我還得自己看一遍,這就使我自己也很忙。出版公司說要出五期,我們時間很緊張,但最后還是同意了,決定試試看。所以后來經過編輯的參與,我們一年就出了五期。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創刊三十年的時候有一次慶祝,那次通過新的編輯,我們刊物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版,一個是牛津,一個是波士頓,所以這個刊物就變成全球性的,那次活動比較大。我們當初辦刊就是靠自己摸索,后來通過一個知名的有歷史的出版公司,尤其是它對哲學有出版百年的歷史,所以我們刊物開始得到全球性的發展,這種發展之后也跟上了時代。他們有一個制度,就是他們大概出版有哲學雜志十本,要訂就訂這十本,捆綁式銷售,這個很厲害。本來學校沒有這個雜志,捆綁式營銷也讓你有了。第二個發展就是電子版,出紙質版同時也有電子版,電子版也要收費,當然兩個收費標準不一樣。所以關于出版的事情,他們全部操辦,我完全不管,我們只需要盡量提高雜志本身的質量?,F在稿子太多了,有壓力,我們一方面有很多不能接受的稿子,但是也有很多好的稿子。創刊四十年的時候,也就是2013年,在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辦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議,很成功,這個會議有太多文章了,都是很好的西方學者寫的。國內當時能寫英文的學者不多,現在越來越多,而且英文也越來越好?,F在我們辦刊面對國內學者的文章仍有困難,英文本身是最大問題,一般如果用英文,我們還是要找一個專門的編輯,我們要求作者也要找一個,如果他原來沒有在英文雜志發表過文章,他的英文哲學質量,包括表達質量一般還是不夠。但是總的來說國內學者的英文水平跟十年前比大有提升。我也曾拿陳來先生做了一個“實驗”,我說你把你的東西找幾個人翻譯,翻譯改了再改,然后你再加注,這種可能就要花很多時間?,F在國內逐漸在培養這樣的學者,但是我覺得還不夠。在美國和英國有很多留學生,當然學哲學的還是少數,不多但是也開始有了,還有些漢學系的走向哲學的也有,他們寫的文章,格式屬于已經成型的格式。其次他要進入到這個語境,對這個問題研究本身要有背景資料的認識,比如寫莊子,不能拿著莊子就寫,別人寫的什么,問你為什么要寫這個,你有什么哲學觀點,都要講清楚。很多國內學者投稿,比如關于《道德經》的,沒有一個新的解釋,就老老實實在那解釋,這沒有什么意思。太多這種文章,好像別人不知道。其實這四十年來,西方人也有很多關于中國的研究很不錯的學者,他們甚至于有人已經到中國來學習、研究,他們本來是搞哲學的,有著西方哲學背景,所以這點他還更熟悉一點。而中國人搞哲學的,他往往沒有西方的背景,又不能掌握全球性的資源,所以這還是一大缺點,因為他沒辦法展開來。我們的讀者是什么人?都是搞哲學的,還有就是跟哲學有關的研究社會科學的人。所以你的東西必須要有相當高的可讀性和某種程度的一種義理結構和一個清楚的結論,不然你搞了半天還是不清楚,你的結論是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貢獻?為什么讓別人覺得有必要去思考這個問題?你要問這個問題,你到底在整個發展中有什么貢獻?要在這個背景里面去定位。所以我們《中國哲學季刊》基本上是遵循這樣一種方式在運行。


      但是對于我自己來講的話,我絕不只是在傳播中國文化,絕不是單純的傳播。我是在重建中國哲學的一種陳述,重建中國哲學的一種精神。而這個重建精神,回歸到中國來說的話,有它的重要性。認識了中國人內在的精神,同時也可以反過來促使中國人走向更清楚的、更細致的哲學思考??偨Y來說,一是通過各種以文會友的方式,以學會友的方式,凝聚更多對中國哲學有興趣、實際投入到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第二個就是有一個相關的學會來支撐哲學語言的基本發展,這個學會是經常在開會的,因為我們每年開一次會,但是每年我們都是跟美國學者開會,每年3月、4月、12月,都有我們的論壇,我將它變成一個活的東西,所以稿源才不斷,這點我想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機制。那么同時還要有一個眼光,就是對于未來的發展要有一個全盤的計劃,比如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哲學的各種問題,它有些什么突出的問題,當然我們并不談過于現實的問題,哲學就是哲學,所以很多文章談到一些太現實的問題,如宣傳式的文章,我們一概不要,我們刊發的文章純粹是學術,純粹是哲學。這在現階段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要培植一個中國哲學的精神獨立的思想共同體,在這里面維護中國哲學的傳統。這樣的話,中國人的智慧才會以一個更高的形式來呈現,或是加以持續的發展。我覺得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認識。


      當然,在《中國哲學季刊》上發表一篇論文比較困難,因為要經過兩審,兩審總是挑出很多問題,要把它改正,又要花很多時間,一篇稿子要花兩年時間才能夠出版。我們已經做的稿子夠多了,所以越積累越多,現在最大的問題變成:稿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問題,所以有點人手不夠。我們有很多教授退休了,還會有新的教授進來。而且我們的出版社非常好,非常支持我們,我們收支保持平衡,如果還有多的錢就拿來做一些哲學會議的開會基金。我在夏威夷開了兩次會議,這兩次會議議題分別是東西方對正義和民族觀點的一個會議,還有一個是詮釋學發展的哲學會議。


      總結來說,《中國哲學季刊》的發展途徑,對《船山學刊》來說有什么樣的啟示,我也想聽聽大家的想法,我是很希望能夠了解。我想這個學刊已經有很大的發展,從兩年前到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洞綄W刊》一方面發展船山理論,另外一方面也要發表跟船山思想有關的

    ,還要能夠發表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這樣來規劃學刊的發展,同時建立一批基本的作者群,這是很重要的。所以,小型的船山學會議或者是在任何開會的時候有這樣一個作者群的聚會,還是很重要的,這是我的最后的建議。謝謝。


      作者:成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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