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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哲學成果與倫理學的發展路徑

    發布時間:2018-01-06 08:52

      摘要:當代中國倫理學的最重要使命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倫理和道德上的條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道德觀念上,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必須汲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也決定了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必須綜合這三個路徑。王澤應的《倫理學》、甘紹平的《倫理學的當代建構》和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作為能夠綜合中國倫理學發展三個路徑積極成果的著作,應該引起倫理學界的高度重視。


      關鍵詞:倫理學使命;民族復興;倫理學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2-0087-05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倫理學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無論是在倫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還是在中外倫理思想研究領域,或者是在應用倫理學研究范圍,都不斷有新的力作問世。例如,王澤應的《倫理學》、甘紹平的《倫理學的當代建構》和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等論著,就代表了當代中國道德哲學發展的積極成果,值得倫理學界認真研讀并加以闡釋發揮。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過程中,對于面臨充分發揮倫理學的社會功能的要求而言,我國倫理學界絕不能滿足于已有的成績,而是要在過去努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真正建構起無愧于先人、無愧于時代的中國特色倫理學體系。在這方面,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滿,而是應該腳踏實地、堅忍不拔地前進。鑒于此,本文擬以對這些論著的思考為基礎,從中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路徑、作為綜合創新成果的倫理學、當代基礎倫理學的深入探究三方面,對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發展路徑問題談一些初步的看法,并由此迎接我國倫理學界相關更多、更新和更好成果的問世。


      一、當代倫理學發展的基本路徑


      所謂“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路徑”,作為筆者思考“中國倫理學為實現自身的歷史使命而應該如何發展”問題的概念,其基本含義為:從現在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中國人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把祖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創造倫理和道德上的條件,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的最重要使命。而探尋構建最適合實現這一使命的倫理學體系的路徑,則是我們這一代倫理學工作者應該努力承擔起來的特殊職責。至于如何探尋這一路徑,從當前思想界和理論界的狀況來看,雖然還存在著不少的爭論和困惑,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四個支點的思想,已經為我們的相關努力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拔覀兲岢龅纳鐣髁x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雹俟P者認為,這里的


      收稿日期:2016-11-28


      作者簡介:陳澤環,男,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234)。


      謝伏華,男,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上海200234)。


      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時代精神,不僅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四個基本要素或支點,而且成為發展中國倫理學的基本路徑,即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徑、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并努力地把這三個路徑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其成為體現時代精神的典范。


      關于發展中國倫理學上述三個路徑的具體闡發問題,參照“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②的名言,筆者通過對代表性論著的分析而不是單純的理論探討,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這樣來看,王澤應編著的《倫理學》一書的基本構想,即21世紀是中華民族倫理文化全面振興和復興的偉大世紀,21世紀的中國倫理學主要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旋律的倫理學,倫理學的真正復興是一種立足本來、吸收外來、不忘將來式的綜合創新,以此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促進和諧世界的建設,③應該說是一種很合理的觀點。而該書的闡述結構也表明,作為一本優秀的倫理學教科書,王澤應著眼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不僅盡可能地吸取中國倫理思想傳統和西方倫理思想傳統的積極成果,而且也盡可能地吸取了當代倫理學學科發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實現自己在倫理學領域中“立足本來、吸收外來、不忘將來式的綜合創新”的目標,確實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應該得到學界同行的充分肯定。至于此書體現了發展中國倫理學的何種路徑問題,考慮到作者關于倫理道德本質問題的一些基本觀點,例如,作者認為道德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并反作用于社會經濟關系的價值和精神現象,人類道德的發展演變可劃分為五種歷史類型:原始社會的道德、奴隸社會的道德、封建社會的道德、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道德等,故此,筆者認為,王澤應的著作屬于發展中國倫理學三個路徑中的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


      如果本文關于“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路徑”的概念可以成立的話,那么筆者就可以據此框架認定甘紹平的《倫理學的當代建構》體現了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汲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路徑。之所以這么說,其根據在于,《倫理學的當代建構》一書對人的自由本性的強調,對實存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區分,對道德從直接性與差異性到抽象性與平等性發展的闡述,對作為僅僅適用于某一族群或共同體內部行為規范的自然或特殊道德與普遍道德(各個族群或文化共同體所共同擁有的重疊的道德直覺與道德公理,人們基于理性洞察而自主建構的人工道德)的區分,對人既不應成為小人、也不可能成為圣人、只能期待和建構常人道德的宣示,對我們作為人類為什么需要道德問題的辨析,特別是對三大最重要的倫理規范:不傷害、公正、仁愛的強調,對四大最重要的社會價值基準或政治倫理價值:自由、人權、民主、正義(公正)的論證,對西方各種倫理學理論的相互吸納和補充的發揮,對倫理學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融合交會、融為一體的倡導,構建了一種陌生社會的常人倫理學、現代(常態)社會的人權倫理學和風險社會的責任倫理學體系,不僅系統地引進和發揮了以德國倫理學為中心的西方倫理學,從而為中國倫理學研究者提供了許多國內少見的文獻資料,而且充分展現了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其作用的路徑。④筆者雖然不能同意其全部觀點,如對小人、圣人和常人的區分,特別是其對儒家倫理的一些評價,但也必須承認,此書確實是我國倫理學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積極成果。


      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一書,則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倫理學的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的積極成果。在此書中,針對一個世紀以來國人對儒學的持續反思和過度批判,崔大華指出,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儒學還是珍貴的,仍在支持著、模塑著我們中華民族作為一種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類型和獨立的生活方式的存在”⑤?;趯θ鍖W現代命運的這一確定,崔大華強調,在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儒學有三大功能:提供帶動、支持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華民族復興所需的動力因素、秩序因素和適應能力。在他看來,中華民族復興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動力,而這一動力要深入人心,可以從儒家傳統、儒家生活方式的國家倫理認同中得到解釋。在儒家傳統中,這種認同不僅是一種倫理性質的認同,而且也會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種責任意識和以孝為核心的勤勉品質。筆者認為,崔大華這種緊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探討儒學現代命運的思路,抓住了儒學對人類倫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維護和創造這一理論本質或核心,是深刻的、全面的。


      此外,盧風的《應用倫理學概論》作為我國當代應用倫理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強調“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標志著道德哲學的根本轉向”⑥的觀點,不僅表達了當今世界倫理學研究的基本趨勢,而且反映了我國倫理學界在此領域已經具備和國際同行平等對話的能力。


      二、作為綜合創新成果的倫理學


      以上的概括分析表明,近年來,我國倫理學發展的成績顯著,在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和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毋庸諱言,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倫理和道德條件而言,現有的成果還不足以充分承擔起這一使命。例如,甘紹平的《倫理學的當代建構》作為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代表,貢獻突出,但其闡發的主要體現在當代(特別是西方)社會中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倫理思想,本身是一種帶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因此存在著與中國當下國情和發展目標相結合的問題。同樣,王澤應的《倫理學》自覺地致力于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的理解和闡發也有一個不斷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問題。至于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已經把儒學的現代命運與中華民族復興自覺地結合起來,但作為一本出自中國思想史專業學者的著作,至少還存在著進一步倫理學化的問題。當然,對于筆者的上述觀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么說是不是有些“狂妄”,或者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筆者完全沒有不尊重上述各位學者的意思,也絲毫不認為自己比他們高明。筆者之所以這么說,實質在于,盡管以上述學者為代表的我國倫理學界已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毋庸諱言,或者由于筆者的視野局限,至今還少見能夠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和主題,綜合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汲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三個路徑,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典范性論著問世。


      如果上述判斷符合實際的話,那么就提出了如何構建作為綜合創新成果的當代中國倫理學問題。對此,筆者認為,倫理學界首先要進一步明確當代倫理學的使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倫理和道德條件。毫無疑問,我們要堅持“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⑦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我們要繼承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學之道”為基本內涵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要吸收自由、人權、民主、正義等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但要使這一切在當代中國真正落實下來,就必須與中華民族當下的最重要奮斗目標和最偉大夢想緊密結合起來。從當前我國倫理學研究的情況來看,在關于倫理學的使命和主題問題上,許多爭論總是圍繞在單純路徑層面上進行,不知道路徑是為了人的,是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必須明確的是,倫理思考的主體不僅僅是個人,還應該是民族,當然,民族也包括個體。我們要自覺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倫理思考和論證的基點,展開一種作為從“文明”視角出發的倫理學論證: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道德觀念上,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必須汲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此,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必須綜合上述三個路徑。


      為了說明明確當代倫理學使命對于發展中國倫理學的重要性,不妨再考察一下廖申白的一段論述:“我們在今天的中國做倫理學的研究,既不是要在中國做出一種純粹的西方倫理學,也不是要堅持用中國的本土資源與這種倫理學進行冷戰,而是要在熟諳自己的本土思想的精神精髓并讀懂、讀進去西方的基礎上,會通中西方思想精髓,形成在今天的世界環境下能夠啟發人們去恰當地面對和處理人的問題、過一種實踐的生活的倫理學?!雹鄰钠鋵χ形鞣絺惱硭枷刖璧拈_放態度來看,應該說這一構想是相當合理的,至少他肯定了發展中國倫理學的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這兩個路徑。當然,由于其把倫理學的主題主要確定為“啟發人們去恰當地面對和處理人的問題”,這盡管也很重要,但其似乎沒有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就限制了其倫理學構想在當代中國社會道德生活中的現實意義。由此可見,在明確當代倫理學使命與確定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路徑的關系問題上,明確使命比確定路徑更重要,只有明確了使命,路徑確立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才會充分展現出來。當然,這里說的明確使命問題是從當代中國倫理學的整體角度立論的,并不是說所有倫理學論著都只能直接針對這一主題展開。實際上,這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概念。當代道德生活是復雜、多樣、自主的,相應地,倫理學的研究路徑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但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這種百花齊放的倫理學研究路徑都承擔著一個使命,都圍繞著一個主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明確地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倫理和道德條件作為當代倫理學的使命,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比較好地確立發展中國倫理學的三個路徑之間的辯證關系。因為本文提出的倫理學發展路徑概念,雖然來源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素或支點的理論啟示,但是它在當代中國的整個社會結構中也有其相應的實踐基礎。就社會基本結構對倫理學的影響而言,如果說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現代科學技術是倫理學發展的客觀前提和基本對象之一,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作為當代社會體制建設借鑒的各種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和作為中華文明根底之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上述倫理學發展的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汲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路徑和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的社會結構基礎。這里,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的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表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徑體現了在運行體制上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要求;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則體現了必須立足民族文化根基的要求。從而,基本制度、運行體制和文化根基三方面在此相輔相成,與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現代科學技術一起,共同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結構基礎。而王澤應的《倫理學》、甘紹平的《倫理學的當代建構》和崔大華的《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由于其分別作為上述三個發展路徑的積極成果,不僅應該引起倫理學界的高度重視,而且也預示著能夠綜合上述三個路徑之著作的問世。


      三、當代基礎倫理學的深入探究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倫理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看,如果說中外倫理思想領域的研究已經有了廣泛和深厚的論述,應用倫理學研究異軍突起,那么,比較起來,倫理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原創性著作似乎還較少見。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就知識積累的要求來看,倫理學基礎理論研究要比中外倫理思想研究和應用倫理學研究復雜得多。而且這里還涉及一個難度更大的問題:當代中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路徑。而現在,這個難題似乎開始有解了。


      為了充分說明這一點,在此不妨引證一段牟鐘鑒的論述:“在文化上客觀存在著三大體系: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歐美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三大文化體系之間有沖突,但更多的是會通;未來的中國新文化體系將從這三大體系的良性互動中產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居于主導地位,它面臨著如何創造性地發展和應用,更具有現代中國的特色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根基,它面臨著如何開發資源、推陳出新、創造性轉化,使之適應當代和未來社會的問題。西方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營養和借鑒,它面臨著如何介紹、改造,把其中優良成分吸收過來,并使之中國化的問題?!雹犭m然,上述論斷直接論證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歐美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但在筆者看來,它也十分有益于倫理學界深入思考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發展路徑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在告別“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之后,我國倫理學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首先,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國化的進程又一次邁開了決定性的步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的主導地位日益確立。其次,“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使我們能夠廣泛而充分地吸取世界道德文明的有益成果。最后,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的成就,中國人民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意識不斷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道德精華的認同不斷提高。毫無疑問,這一切為當代中國倫理學三個基本發展路徑的敞開奠定了思想史前提。


      當然,有了客觀社會結構基礎和思想史前提,并不等于倫理學界就一定能夠處理好這三個基本路徑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倫理學仍然需要廣大同人付出堅忍不拔的努力。例如,對于主要采取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研究中國倫理學的學者來說,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處于主導地位和指導地位的時候,一定要加快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進程,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在此,采取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路徑進行研究的學者,特別有必要實現政治和道德思維范式的轉變,應對采取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徑進行研究的學者采取尊重和開放的態度,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共同目標下,努力實現以自身為主體內容的與后兩者的綜合與融通。同樣,主要采取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路徑研究中國倫理學的學者,在民族文化主體性開始逐步回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民族的“根”和“魂”的今天,不能走向復古主義,而是要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主要在提高公民道德品質和境界的個人倫理領域發揮積極功能,同時對社會各領域形成建設性影響。還有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路徑問題,主要依托這一路徑的學者,在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把自己所引進的國外倫理學和道德的積極成果融入中華民族的當下目標、基本制度和道德傳統中去。


      總之,中華民族的道德生活自古以來就具有“和而不同”的積極傳統,其多樣性、豐富性與和諧性是遠遠不能夠用儒釋道“三教合一”加以概括的。21世紀的今天,在發展當代中國倫理學的問題上,我們是否一定面臨著綜合和融通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個基本路徑的挑戰,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當然還可以討論。但是,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努力和善于融通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思想和國外哲學—倫理學思想三種資源,已經成為一種明確的和基本的要求,這是毫無疑義的。作為中華民族的傳人,特別是作為從事道德研究的學者,我國倫理學界有義務在新的時代進行新的綜合和融通,創造出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適應的中華道德文明。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導致的道德生活復雜化、全球化交往導致的道德生活多樣化、民主政治發展導致的道德生活自主化等原因,使我國倫理學界內部出現了不同的發展路徑,這是正常的,也是中國社會和思想進步的體現。但是,正如《周易·系辭下》里所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無論哪個途徑都承擔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倫理和道德條件的使命??梢云诖?,只要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三個路徑相互尊重、開放包容、求同存異、相輔相成,就一定會有更多更好的基礎倫理學研究原創性成果的出現。


      作者:陳澤環等

    學術參考網:http://www.kj9993.net/wx/ll/222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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