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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的國際法律框架

    發布時間:2018-01-08 08:50

      珍妮特·布萊克(JanetBlake)是國際文化遺產法律方面的專家,同時也是薩伊德·比赫什蒂大學(ShahidBeheshti,德黑蘭)環境科學研究所的高級講師,曾于1996-1998年在美國格拉斯哥大學法學院擔任過研究員。她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菲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標準化文件撰寫過可行性研究報告。并為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核心起草小組的兩次會議擔任過報告起草人。1999-2006年,她多次出席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辦的、關于上述公約的專家會議,她的研究領域包括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文化認同和文化權利問題,以及相關的發展問題。


      如果我們審視一下用以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的國際法律框架,我們很快就能發現一個明顯的悖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方面的法律體量很大(主要都建立在權利基礎之上),許多由專家和語言使用者社群提出的用以發展和保護瀕危語言的策略都已寫入了國際性和區域性的法律文件。然而,語言使用者社群仍一致認為,現存的法律不足以保護和促進其語言的發展。當然,這一點也反映出因國際法執法力度欠缺而產生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因此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僅僅限于以下的疑問——現存的法律是什么?相反,我們應該問——現行的法律有多大效力?它是否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以何種指導方針為基礎)?以權利為基準是否是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的唯一有效的法律策略?


      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WorldCommissiononCultureandDevelopment)于1996年發布的報告指出,語言使用者受到的同化壓力對全世界語言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今天仍被使用的約6,500種語言中,多達90%的語言將會在下世紀來臨之前走向滅絕。這份報告還指出,語言內嵌于文化之中并通過文化發揮作用,其命運由社會政治環境所決定。因此,為了保證世界各種語言的持久生存能力,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國家層面上制定一些政策,以便在任何特定社會中都能達成所有語言的實際運用。不過,這一點又產生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國際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行使其效力,并影響到主要屬于各國內政的語言狀況?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在這個領域占據著支配地位,對此我們并不感到驚訝,因為人權法律在國際法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它有權直接干預一個國家及其公民之間的關系。然而,這里描述的相關語言權利尚不足以有效滿足語言使用者社群的需求,也無法保護和促進其語言的發展。UNESCO的各項文化遺產條約有可能在這方面提供重要的補充支持,而本文在對國際法框架進行一般性描述的同時,也將詳細解讀這些條約。


      基本的原則


      我們在看此問題時,必須對若干原則,如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原則有清晰的認識,這些原則支撐著國際社會對于語言的關注。很顯然,語言多樣性和多語模式這對孿生概念是兩個根本性的原則,而且應該在所有旨在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的國際行動中處于核心位置。UNESCO《組織法》第1條第3款規定語言多樣性是一項根本性的原則;同時,在2001年《文化多樣性宣言》中,它也得到了明確的主張。盡管語言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存在某種微妙的關聯,但對前者不應用單純量化的手段加以考察——不能玩“數字游戲”——相反,我們應該采取定性的方法,考慮到公眾在更大的社會范圍內對語言的實際運用。當我們將語言多樣性視為人類的共同遺產,因而認為其值得保護時,我們也應用了關于國際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多語模式可以被視為一種與語言多樣性共同產生作用的支持性原則,因為對多語模式的倡導必定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方式,它不僅可以在不同社會中保持語言的多樣性,而且可以促進這種多樣性的價值體現。在這方面,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僅要從在學習社會主流語言的少數語言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而且要考慮到在學習非主流本土語言的主流語言使用者。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多語模式將意味著我們所有人從童年時代起就開始學習至少三門語言,它不僅可以用實際行動為語言多樣性作貢獻,還可以提高人們對語言多樣性價值的認識。


      關于“瀕臨滅絕”的概念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為保護即將消失的語言,促進受壓迫的語言的發展,防止這些語言走向滅絕,這些工作必須成為任何與語言相關的國際行動(無論是規范性或非規范性的行動)的主要目的。2005年召開的一次UNESCO專家會議對瀕危語言的定義是,“說話者不再使用這種語言,或僅在有限的交際領域里使用這種語言,并且不再將這種語言傳遞給下一代?!彼麄兊膱蟾孢€提出了一種非常有用的工具,其表現形式為由9項具體標準組成的系列指標,用以識別某種語言的瀕危程度。實際上,語言的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各種語言都會自然而然地經歷演變、分裂、合并或消亡的過程,所以并不是說我們今天使用的所有語言都應得到存續,更何況這也不可能做到。那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應該運用何種普遍標準來識別那些將會從保護措施中獲益的語言。語言使用者社群保存自身語言的意愿,這是那些旨在保證語言持續和有效使用的所有措施的必要條件。因為許多語言社群(尤其是原住民社區)都被剝奪了使用其母語的能力,所以任何一種起促進作用的措施都必須包含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提高語言社群對存續語言的價值的意識。既然人們更多地關注語言作為知識或文化傳統載體的作用,那么人們也會提出,應該用文獻形式將語言記錄下來,以防與之相關的知識發生消亡。


      除此以外,關于非歧視和平等對待的人權原則也是保護少數族裔和原住民語言使用者權利的根本要求,這一點和保護語言認同的價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樣,不應該存在厚此薄彼的語言歧視現象。與語言保護和促進相關的人權問題將在下一節討論。


      人權文件


      目前,大部分旨在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的國際準則和法規都存在于人權法案之中,主要出現在涉及少數族裔或原住民權利的條款中。這些準則和法規內容相當廣泛,但本文篇幅有限,只能概要地總結一下這些法律的內容,目的在于發現一些普遍規律,而非進行具體的分析。1945年以后,隨著“現代”人權的發展,該領域開始著重強調個人所享有的普遍權利,在1948年的《普遍人權宣言》(UDHR)中,并沒有具體規定少數族裔權利的條款,因此它也沒有關照到和語言相關的權利。相反,其中第2條第1款規定了非歧視性的原則——尤其是針對語言方面的歧視現象——將其作為所有人都有權平等享有《普遍人權宣言》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的基礎,包括受教育權(第26條)和自由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第27條)。當然,平等和非歧視原則必須成為任何旨在保護少數族裔權利的特殊措施的基本前提。然而,它們本身還不足以產生效力,因為有些政府可能將這些要求理解為抹除差異的需要,因此會借此推進同化進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經驗表明,同化政策可能對少數族裔的生存產生非常有害的影響,尤其會損害原住民的語言?!痹?966年《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ICCPR)及其姊妹公約《國際經濟、社會、文化公約》(ICESCR)的討論期間,許多國家仍在推行同化主義的政策,因而抵制任何旨在推進少數族裔權利的條款。然而,被公認為人權方面權威聲明的《維也納宣言》(1993)給出了如下規定:少數族裔成員“有權……在私人和公共場合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不受任何干預或任何形式的歧視”(第一部分,第19條第3款)。


      《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和《國際經濟、社會、文化公約》在第1條的全部和第2條的部分內容上重疊,兩部分都是相關語言權利的重要基礎。關于自我決定的原則(第1條)涵蓋了各國人民均有“自由地……追求各自的……文化發展”的權利,這個主張將指導締約國制定語言和教育領域的政策?!秶H經濟、社會、文化公約》第2條第2款以及《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條第1款保證了語言少數族裔(也包含其他意義上的少數族裔)在其享有上述兩份公約所保證的權利時不應遭到歧視。另外,《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6條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如……語言”加以歧視。


      如上文所述,《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在第27條中引入了針對語言少數族裔成員權利的規定。這就保護了此類族裔成員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而更重要的是,它已超越了單純的非歧視承諾,轉而倡導更加積極的、旨在保護語言認同的理念。這一點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加以解釋——如果阻止少數族裔成員學習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的屬于歧視行為,在中小學和大學(如果少數族裔有此需要的話)不提供少數族裔語言教學,很明顯,這些做法也將違背第27條的規定。不過,這項條款的表述過于軟弱,可能被理解為要求有關各方僅保證在少數族裔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加以阻攔,而不需要采取積極的行動來保護少數族裔的文化和語言。此外,第27條在其實施手段方面也不夠具體,其重點往往集中在下列三個方面:(a)母語教育,(b)平等獲得資助,(c)在法庭和政府部門使用少數族裔語言。在衡量締約方實施效果的時候,通常只進行制度方面(如程序等)的評估?!睹褡寤蚍N族、宗教和語言上屬少數族裔的人權宣言》(1992年)則進一步闡明了《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所保障的那些權利。


      各種多邊人權法案中還存在著其他相關的規定,其中也包括下列內容?!斗磳逃缫暪s》(CDE)(UNESCO,1960年)禁止基于語言(以及其他因素)的歧視(第1條),而第5條也承認了少數族裔具有“開展自己的教育活動”的權利,包括保留擁有他們自己的學校,以及使用母語來教學的權利?!断N族歧視公約》(CERD)(聯合國,1965年)規定了不受種族歧視影響的、所有人皆可享有的核心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受教育權、接受培訓的權利,以及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第5條)?!秲和瘷嗬s》(CRC)(聯合國,1990年)在第8條中肯定了兒童保持其自身身份的權利,而第17條(d)款則要求大眾傳媒對原住民和少數族裔兒童的語言給予特殊關注。第28條要求承認“基于平等機會”的受教育權利,這一點可以被理解為包括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同時,第30條規定不得剝奪兒童使用其本族語言的權利。


      《歐洲區域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1992年)是一部重要的區域性公約,不僅具備了形式要件,而且具有廣泛的目的,這是任何國際公約都無法企及的?!痹搼椪乱缶喖s方承諾應用某些具體條款中的一些措施,并規定了必須達到的下限,還要求締約方在獲得批準的前提下指出哪些規定可以適用于各種非通用的區域性或少數族裔語言(或官方語言)。其中許多規定包含了多達四處可能出現的執行“版本”,針對不同的情況,它們所要求的承諾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規定集中關注公眾對語言的使用,即注重語言在社會中發揮的全部功能。作為一種區域性(歐洲)公約的慣有特征,它有著較為嚴格的盡責要求和有效的監管體系。


      原住民是獨特文化和重要知識的繼承者,其傳承手段就是通過使用全世界總計6,800種語言當中的約4,800種語言,對這些文化和知識加以維系和傳播。當然,原住民語言使用者可以從第27條所規定的語言少數族裔權利以及其他和語言相關的人權中獲益。然而,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少數族裔同樣也具備“民族”的特征,這就使他們有別于其他少數族群,使他們有權提出更多的權利訴求。原住民要求承認他們的集體認同,并要求在文化(及語言)政策的制定方面獲得高度自治。這一點迥異于《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所規定的權利。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原住民和部落民族公約》(1989年)承認了“原住民民族在各自所生活的國家框架內,試圖發展其自身認同、語言和宗教的愿望”(見序言部分)。另外,第27條還要求設計和實施教育計劃,以配合原住民族裔“滿足他們的特殊需要”,同時也要承認他們建立自己的教育機構和設施的權利。


      2007年的《原住民權利宣言》(2007年)是一份非約束性文件,但它涵蓋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條款??紤]到它已于近期獲得通過,它也可能為國際法、尤其是為保護和促進原住民語言發展的國際法的未來指明方向。其中第4條規定了原住民在各自“內部和本地事務”以及財政手段方面所享有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權利,這一點將涵蓋教育政策的制定及語言推廣活動方面的其他事務。原住民有權保護自己的文化不受到強制性的同化或破壞(第8條),這一點特別針對那些對原住民語言具有嚴重破壞性的同化政策。第13條第(1)款明確肯定了原住民“復興、使用、發展和傳播各自語言、口頭傳統……書寫體系以及文學,并將其傳遞給后代”的權利。這一規定將語言權利穩固地置于文化領域(包括非物質文化領域)加以考量,同時,這樣做也能呼應UNESCO在這方面的關注。此外,第14條第(1)款規定了“用(原住民)自己的語言進行教育,同時采用適合其教學文化手段的教育方法”的權利,這就說明語言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它是一種教育媒介,而且還是一種文化載體。


      綜上所述,下面的列表可以歸納出人權文件中受到保護的、與語言相關的各項權利:


      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兒童權利公約》,第30條)。


      當少數族裔成員有此需要時,在公立學校中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第5條;《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


      建立和管理語言少數族裔學校的權利(《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第5條;《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


      受教育權利的非歧視原則(針對基于語言的歧視行為)(《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第5條;《消除種族歧視公約》,第5條;《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26條)。參與文化生活權利的非歧視原則(針對基于語言的歧視行為)(《消除種族歧視公約》,第5條)。


      在語言教育方面公平接受國家資助的權利(《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6條)。


      在法院和行政程序中使用少數族裔語言的權利(如無法實現,則應享有翻譯服務)(《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歐洲區域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第9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利用所有媒體)用所選語言進行出版的權利;大眾傳媒應尊重原住民/少數族裔兒童的需要(《兒童權利公約》,第17條(b)款)。


      言論自由(以口頭方式、藝術形式或個人選擇的媒體去尋求、接受、傳播信息和觀念的自由)(《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第(2)款;《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


      不受基于語言的歧視,自由參加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的權利(《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5條;ECRML,第10條)。


      不得剝奪兒童使用他們自己語言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30條)。


      少數族裔和原住民族裔社區兒童和成員保存各自(語言)認同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8條;《國際民權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7條;《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28條)。


      然而,文化權利——大多數與語言相關的權利都屬于這個范疇——是一系列被人疏忽的、界定模糊的權利。人們也認為這些權利很難執行,不容易進行裁決,而且會令相關國家在保證有效執行時付出過于高昂的代價。此外,很少有國家能在文化方面真正具有同質性;而且,假定我們認為文化發展應該包括獲得文化認同的權利,那么這就會使國家面臨難題,無法輕易地定義與這些權利相關的文化政策的目標。圍繞促進語言權利而產生的問題恰恰陷入了這種兩難困境的中心。然而,這些權利的確指出了尊重社會中所有個體的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包括選擇他們自己的語言認同的權利。那么,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就需要各國采取政策,以便明確地承認文化差異,換言之,就是采取包含多語政策在內的多元文化政策。


      UNESCO的作用


      長期以來,UNESCO一直關注語言和語言多樣性的問題。其《組織法》第1條第(3)款要求保護“該組織成員國文化和教育系統中的豐富多樣性”,指出要在教育領域和全球范圍內促進語言多樣性。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連同它的《行動計劃》)同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其提出的普遍原則基礎上,后來又出現了2003年和2005年兩部公約,進一步澄清了語言政策與更為廣泛的原則和基準之間的關聯。其中,第1條將文化多樣性的特征歸納為人類的一種文化遺產——這種提法也包括了語言多樣性——這也為該領域的國際合作原則提供了基礎。第2條介紹了文化多元主義,將其定義為“與文化多樣性這一客觀現實相對應的一套政策”,而第6條則呼吁尊重言論自由、傳媒多元化以及語言多元化政策,因為它們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證。這部《宣言》同時配有《行動計劃》,以便“有效地實現”宣言所規定的許多目標,包括保護“人類的語言遺產”,在各級教育體系中鼓勵語言多樣性,并在網絡空間促進這種多樣性的發展,同時鞏固和保存口述和非物質遺產開發政策和戰略(第13條)。


      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目的涵蓋了與語言相關的若干因素,即語言的保護(包括發展),確保對語言的尊重,以及提高人們的認識。該《公約》在定義部分(第2條)的第(2)部分將口述傳統和表達方式涵蓋進入非物質遺產的范疇,也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的語言,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就使語言——當語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發揮此種載體作用時——得以從該《公約》所規定的國家保護措施和國際援助中獲益。第11條(b)款和第15條介紹了對相關成員國的要求,規定它們與各文化群體和社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定、定義、管理和保護工作形成共享的協作關系。這個規定非常適于語言的保護和發展,因為只有得到語言使用者社群的期許和主動合作,語言保護和復興活動才能真正奏效。第13條(a)款要求締約方制定一項總的政策,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會中發揮作用,這一點與少數族裔(以及原住民族裔)語言的需要也是相關的,因為這些語言要求具有實際的公共用途。第14條包括一些與值得我們注意的教育計劃相關的條款:(1)關注青年,將其作為目標人群;(2)在有關社區和群體開展特殊計劃(教育和培訓計劃);(3)能力培養活動;(4)采取非正規的知識傳播手段。國際層面上的保護措施包括形成一種體系制度,以便促進用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第18條)的國家級、次區域級和區域級計劃、項目和活動,以及相關的國際援助。第20條為《公約》所規定的國際援助明確了目標,包括“委員會認為必要的其他一切目的”(第20條(d)款)。例如,這一規定可以用于保護和發展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并瀕臨消亡的語言。正是在這個框架內,同時也得益于各國政府所選用的一切額外的國家級保護措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才能獲得最好的機會,有效地實施干預,促進并保護那些瀕危語言。此處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針對“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的語言”這一寬泛定義,委員會(根據第5條規定所組成的委員會)面對以下兩種情形將如何闡釋:(1)為國際保護名錄選擇非物質文化遺產;(2)為國際援助選擇計劃、項目和活動。同樣值得考慮的問題是,當瀕危語言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不利影響時,委員會是否準備為這些瀕危語言采取特別行動?相關各成員國可以通過下列方式自行選擇將語言問題列于議事日程的較高序列:(1)將語言納入各自國家名錄的顯著位置;(2)提議開展針對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的語言的項目;(3)提出需要收入名錄的、高度依賴特定語言來傳播的口述文化遺產。很顯然,委員會有機會執行一種可能有助于保護和促進語言的政策,尤其是考慮到這些語言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緊密的聯系。


      2005年《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在其序言中表明,文化多樣性構成了人類的共同遺產(第3段)——從而為該領域的國際合作提供了基礎——而且語言多樣性是文化多樣性的基本要素(第15段)。序言也指出了表達自由和媒體多樣性的重要性(第13段)。這些在序言中表述的目的包括一些與語言保護有關的內容,即鼓勵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為文化交流提供不同文化間的理解,以及在文化和發展之間建立聯系?!豆s》第2條所規定的一些基本原則也表明了同樣的目的:第(1)款,尊重人權的要求,以此作為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前提條件;第(3)款,所有文化同等尊嚴和尊重原則,包括少數族裔和原住民族裔;以及第(4)款,國際團結和合作。和語言的關系最直接的條款是第6條(b)款,它規定了締約方在本國的權利。然而,應該注意的是,這一款所涉及的是締約方的權利,而不是締約方的義務,因此也規定了它們可以選擇采取的行動。根據這個條款的規定,促進在本國境內產生的文化活動、產品和服務的措施包括“其語言使用方面的規定”,以及旨在加強媒體多樣性的措施——這樣規定就一定會包括語言多樣性。締約方同時應創造環境,鼓勵創造性,“對……包括少數民族和原住民的特殊情況……給予應有的重視”(第7條)。同樣,這種規定可以被理解為包括一種多語環境,或者至少包括支持旨在促進各自語言發展的社區行動的環境。


      2003年《關于普及網絡空間及提倡和使用多種語言的建議書》盡管不是一部具有約束力的文件,但它仍有相當大的意義,因為它是UNESCO唯一一部專門針對多語問題的建議書。它所面對的挑戰是信息傳播與電信領域在全民參與全球信息社會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它承認了全球信息網絡的語言多樣性在知識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承認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是普及網絡空間的前提(序言)。這就暗示著,各國需要在某些或所有的教育層次上實施母語教育。它所規定的另一個要點是,在網絡空間中倡導多語模式涉及到不同的參與者——公共和私營部門、市民社會、政府、信息與電信產業和政府間組織——這些參與者在不同層面上(地方、國家、次區域、區域、國際)展開行動和合作,以便達成目標。這種多參與者介入的圖景同時也體現在那些旨在從總體上保護和發展語言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具體措施包括政策制定、技術行動和其他行動——這些措施可以規定具體的參與者。它們包括能力培養行動,以便在互聯網上制作有地方特色和原住民色彩的內容;制定適當的國家政策,實現“網絡空間的語言生存”,以便促進包括母語的語言教學;以及鼓勵開展合作研發,使互聯網技術和軟件適應本地情況,“具有廣泛的多語言功能”。


      該組織的非規范性活動與國際法律框架也是相關的,因為它們和那些規范性的活動相互影響,并可能預示后者的未來發展方向。目前,UNESCO在語言領域的活動涉及到該組織的所有部門,同時也包括跨部門的計劃。在文化部門,用于詳細描述全球語言瀕危程度的出版活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們可以警告國際社會,使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能提供及時更新的信息?!度祟惪谑龊头俏镔|文化遺產代表作宣言》(1998—2003年)同樣也涉及到作為《代表作行動計劃》一部分的語言保護和促進行動。瀕危語言計劃目前是文化部門在此領域涉及面最為廣泛的一部分工作。這些活動包括:提高人們對語言瀕危程度的意識;起到交換中心的作用;促進語言保護、成員國在語言保護方面的能力培養,在專家/機構之間促進保護語言多樣性的國際合作,管理UNESCO“語言保存最佳實踐名錄”,促進關于語言和多語模式的信息和建議,以及支持用于記錄先前沒有書面記載的語言的地方性行動計劃。


      教育部門關注鼓勵母語教育和促進多語模式的教育,它注意到:(1)讓當地和原住民社區成員掌握官方語言及一種國際語言的重要性;(2)教育“占據主導地位的”語言使用者學習至少一種其他本地語言的價值。這個部門的活動包括:在多語語境中開發教育政策,促進母語掃盲教育,將其用作教育的媒介和主題,創建原住民教育語言領域的《最佳實踐名錄》和案例分析,在教育和學校管理領域提高對保護語言重要性的意識。社會科學部門的相關活動試圖在此領域提供更為寬廣、更具概念性的活動支持,包括:在各種參與者、行動伙伴和網絡之間形成合作關系;在多元文化/多民族社會中促進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研究語言多樣性,并為實現多語模式制定有效政策;增強語言發展方面的意識。


      與語言有關的自然科學部門的主要活動是1992年《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條(j)款所確定的事項,以及對原住民和原住民語言的保護。在這方面,自然科學部門正與文化部門合作,以便為2010年《生物多樣性目標》的語言狀態和語言多樣性內容開發一種評估指標。傳播部門的工作也通過下列方式與語言有所關聯:在所有媒體的本地內容生產方面支持創造力和創新性,包括本地的語言內容;開發多語言的互聯網內容和系統;以及通過傳播和信息來促進文化表達和語言多樣性的發展。值得注意的部門間合作計劃有三項:旨在通過所有語言來促進網絡空間中的信息普及的“B@bel計劃”;針對“文化間對話”計劃的信息與通信技術,該計劃力圖在曾被邊緣化的原住民社區之間促進跨文化對話,包括為所有媒體生產原住民文化內容;以及開展“本地原住民知識系統”(LINKS)活動以加強原住民知識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作用,其中包括保護原住民語言,并將其作為原住民知識的載體。


      以上簡要回顧了UNESCO與語言相關的實踐活動,這應該能讓我們注意到,規范性行動絕不是實現語言保護和發展目標的唯一方法。的確,規范性行動也不會總是最好的方法,這是由于下列兩個原因:(1)它需要各成員國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以便有能力提供比現有計劃更多的服務;(2)它所需要干預的領域通常屬于各國內政,所以會給國際法提出難題。另外,用于保護和促進語言發展(包括保護語言使用者權利)的國際法規定數量過多,而各語言社區卻強烈感到它們及其語言所享有的保護非常不足,這種狀況表明,就目前而言,發展現存的權利和義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很顯然,UNESCO非常適合從事這項工作;考慮到文化權利的重要性,這項工作也應該與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共同承擔。確切地說,發展相關語言權利的努力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值得UNESCO為此集中力量,以便闡明和加強文化權利,因此這項工作仍存在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作者:珍妮特·布萊克

    學術參考網:http://www.kj9993.net/fx/gjf/222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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